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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——党燕妮

http://wutaishan.fjnet.com   2011年10月27日  点击:0   字体:    

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就是以文殊菩萨为中心的信仰。这一信仰是佛教弟子根据佛教典籍的记载,将文殊菩萨的道场清凉山附会于中国的五台山而发展起来的。以此之故,五台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佛教圣地,其影响在东亚佛教文化区域内不断扩大,被列为“四大名山”之首,声名远迈其它名山之上。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起与盛行,就是以此为根基的。

8到11世纪,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在中原地区臻至极盛,地处西鄙的敦煌也深受其影响,敦煌壁画与文献对此都不无反映。业师杜斗城教授曾对敦煌五台山文献做过精深而系统的校录研究,并论及文殊信仰。[1]此后,荣新江教授在论述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的文化交往时,亦涉及到敦煌的五台山信仰问题。[2]通过他们的研究,我们可以看出,五台山信仰不仅流行于包括敦煌在内的汉人聚居区,而且扩展至周边的西夏、辽,乃至新罗、日本等国,最近,杨富学通过对北京居庸关回鹘文功德记的研究,指出五台山信仰在回鹘中也是颇为流行的。[3]他们的研究虽与本文的主旨不同,但他们的研究思路、蒐集的丰富资料及其所揭示的历史现象,都对本文的撰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。

一、 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的形成与兴起

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,山势险峻,峰峦连绵,古木苍翠,气候凉爽,风景清幽秀丽,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,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名山。《古清凉传》卷上引《仙经》曰:“五台山,名为紫府,常有仙气,仙人居之” [4]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14亦曰:“五台山,在(五台)县东北四十里,《道经》以为紫府山,《内经》以为清凉山。” [5]《古清凉传》卷上引《水经注》又谓:“晋永嘉三年,雁门郡县百余家,避乱入此山,见山认为之步驱而不返,遂宁居严野,往返之士,时有望其居者,至诣寻访,莫知所在,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。” [6]

佛教传入中国,尤其是《华严经》传入中国后,五台山因与文殊菩萨联系在一起而更加闻名遐迩。西晋竺法护译《佛说文殊师利菩萨现宝藏陀罗尼经》中说:

于此瞻部州东北方,有国名大振那,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,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,为诸众生于中说法。[7]

古印度称中国为“振那”。此处所说“五顶”,与五台山相似,这大约是佛教将五台山与文殊师利居住地联系的最早经典。天竺高僧佛陀跋陀罗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(420)译出了60卷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,其卷27《菩萨住处品》云:

东北方有菩萨住处,名清凉山,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。彼现有菩萨,名文殊师利,有一万菩萨眷属,常为说法。[8]

《华严经》中的这个说法,进一步给佛教附会中国的五台山就是佛教传说中文殊居地(清凉山)提供了有力依据。

文殊,全称为文殊师利菩萨(Bodhisattva Mañjuśrī),在佛教文献中以各种不同名字出现,如曼殊师利、妙德、妙首、妙吉祥、童真、濡首、法王子、游方菩萨等。在密教中,文殊师利又称作“吉祥金刚”、“般若金刚 ”等。与普贤菩萨同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侍,在佛国世界里是主司智慧之神,在《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》、《阿阇世王经》、《正法华经》、《首楞严三昧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等大乘佛经中,文殊皆位列众菩萨之首位。西晋居士聂道真所译《佛说文殊师利般涅槃经》中云:

佛告跋陀婆罗,此文殊师利有大慈悲,生于此国多罗聚落梵德婆罗门家。其生之时,家内屋宅化为莲花,从母右胁出,身紫金色。堕地能语,如天童子。有七宝盖,随覆其上……文殊有三十二相,八十种好。[9]

文殊天生瑞相,生来就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,与佛相同,可见其在佛国世界中的重要位置。

《华严经·入法界品》中,弥勒菩萨对善财童子说:

文殊师利,所有大愿,非余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……其行广大,其愿无边,出生菩萨一切功德,无有休息……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母,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师,教化成熟一切众生,名称普闻十方世界。[10]

文殊菩萨是无量菩萨之师、三世诸佛之母,其行广大,其愿无边。文殊菩萨在过去世为释迦牟尼的九代祖师[[11],现在世则是释迦牟尼的弟子。这是因为,“一佛出世,万佛拥护”、“二佛不并化”,“本为能人师,今乃为弟子。佛道极广大,清净无增减。或欲见佛身,二尊不并立。此界现受教,我剎见佛身”[12]。所以在《华严经》中,文殊就成了释迦牟尼的左胁侍菩萨。《华严经》和《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》等经的流传,直接推动了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广泛流行,也使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而闻名。

据传,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曾来五台山活动,但不见于《高僧传》本传的记载。从现有材料来看,至少在北魏时,五台山的佛事活动已很盛行,《古清凉传》卷上记五台山中台上有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旧式精舍一所、小浮屠数座、石碑一通。又记五台山大孚寺为孝文帝所立,还记此山有“孝文石窟故像”、“孝文帝所立清凉寺”、“孝文教鹰台”、“孝文打逑场”、“孝文射垛”等等。北魏一朝,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有很大发展,孝文帝及母胡氏都笃信佛教,此时全国各地修了不少佛教寺院,今云冈、龙门等石窟,皆有孝文帝太和年间(477~499)的雕刻。孝文帝时期,五台山建有岩昌寺、佛光寺、清凉寺、大孚灵鹫寺、碧山寺、嵌岩寺、公主寺、观海寺等几十座寺庙,[13]充分说明了北魏时五台山佛教的兴盛。

自北魏之后,我们在史籍中屡见在五台山活动的僧人或去五台山的巡礼者[14],表明北魏以后五台山已成了佛教徒向往的名山。北齐高氏父子,皆信佛教,邺都(北齐都)的佛寺约有四千,僧尼近八万人,全境的寺院有四万余所,僧尼二百余万[15]。五台山地区是北齐“腹地”,佛教这时有了更大的发展:“爰及北齐高氏,深弘像教,宇内塔寺,将四十千,此中伽蓝,数过二百,又割八州之税,以供山众衣食之资焉。据此而详,则仙居灵贶,故触地而繁矣。”[16]说明自北魏后,五台山文殊信仰已初步形成。但北周武帝灭北齐之后,又在北齐境内灭佛,五台山亦未能免“厄运”。《古清凉传》记到此事时说“周武灭法,释典凌迟,芳徽盛执,湮沦殆尽,自非神明支持,罕有仆存者也。今之所录(五台山古迹)盖是其徒。”[17]

“大隋开运,正教重兴,凡是伽蓝,幷任复修”[18]。五台山寺院又得重新修复,僧人也纷纷来此活动。由于隋南北一统,南北佛教文化交相映辉,佛教人物荟萃一起,甚至西域、印度僧人也涉足此地,五台山文殊信仰逐渐兴盛起来。

唐代五台山佛教更为兴盛,太宗于五台山建寺度僧,高宗敕令蠲除税敛,武后则造塔供养,并于龙朔年中(661-663)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,往清凉山检行圣迹。会赜一行与画师张公荣等人一起上五台山,他们不但参拜“圣迹”,还修大孚寺东堂文殊故像等等,就连“存亡名德”的事迹,也一一调查顶礼。《古清凉传》卷下在谈到会赜这次出使五台山的情况时说:

赜等既承国命,目睹佳祥,具已奏闻,深称圣旨。于是,清凉圣迹,益听京畿,文殊宝化,昭扬道路。使悠悠溺丧,识妙物之冥泓,蠢蠢迷津,悟大方之幽致者,国君之力也。非夫道契玄极,影响神交,何能降未常之巨唱,显难思之胜轨?千载之后,知圣后(应指武则天)之所志焉。赜又以此山图为小帐、述略传一卷,广行三辅。[19]

这次画“小帐”与作《述略传》一卷,“广行三辅”,使“清凉圣迹,益听京畿”,可见其影响不小。

除了历代帝王对五台山佛教的扶持,唐代各个宗派也推动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发展兴盛。华严宗、天台宗、密宗、净土宗、禅宗的名僧,纷纷到五台山巡礼弘法,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大加弘扬。华严宗第四祖澄观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卷13中说文殊“体含万德、降魔制外,通辨难思,化满尘方,用周三际,道成先劫,已称龙种尊王,现证菩提,复曰摩尼宝积,实为三世佛母。”[20]卷47中又说:“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,于中现有清凉寺,以岁积坚冰,夏仍飞雪,曾无炎暑,故曰清凉”,并且以五台山表文殊之“五智已圆、五眼已净、总五部之真秘、洞五阴之真源,故首戴五佛之冠,顶分五方之髻,运五乘之要,清五浊之灾矣。”[21]至此五台山就被明确确定为文殊菩萨的道场——清凉山。禅宗认为文殊是七佛(过去七佛)祖师,天台宗则认为文殊是释迦以上的九祖佛师,这些都推动了文殊信仰的发展。同时,文殊又是佛教密宗最崇拜的菩萨,盛唐以来密宗的传播,无疑也是文殊信仰大盛的重要原因。如被称为“开元三大士”的密宗大师不空就于大历四年(769)“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,制许之。”第二年,又“有诏请空往五台山修功德”,后来不空又“进表请造文殊阁,敕允奏。”[22]由于各宗派对文殊的推崇,使文殊信仰日益盛行起来,与此相应,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,其影响也随之日益广泛,不仅中原的信徒趋之若骛,连偏隅边地及日本、新罗等国的僧人也前来求法巡礼。敦煌文书P.3931《印度普化大师巡礼记》就记载了摩竭陀国僧人普化大师巡礼五台山的事迹。

《旧唐书》卷17《敬宗本纪》载:

[长庆四年(824)]九月甲子,吐蕃遣使求《五台山图》。[23]

《册府元龟》同记此事,但文字较详,其文曰:

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,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:吐蕃遣使求《五台山图》。山在代州,多浮图之迹,西戎尚此教,故来求之。[24]

由此可知《五台山图》这时已大为流行,故远在西陲的吐蕃也派人来求。《五台山图》的流行正是五台山文殊信仰兴盛之体现。

唐文宗开成五年(840),日本僧圆仁与汾州头陀僧义圆同游五台,下山至太原后,义圆请画博士绘《五台山图》一铺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3载曰:

头陀僧义圆见雇博士,自出皮袄子一领,画《五台山化现图》,拟付传日本国……[开成五年七月]廿六日,画《化现图》毕。头陀云:“喜遇日本国三藏,同巡台,同见大圣化现。今画《化现图》一铺奉上,请将归日本供养,令观礼者发心,有缘者同结缘,同生文殊大会中也。” [25]

在画此图的前几天(十八日),圆仁还见到“南天竺三藏法达,边写取五台山诸灵化传碑等”。由此可知,当时在太原写画“灵化”“化现”之类的人不止一、二。在敦煌本《往五台山行记》(P.4648)中也有在太原画《五台山图》的记载[26]。值得注意的是,画博士与南天竺三藏法达及《往五台山行记》的作者是在太原画《五台山图》之类的,而且法达是根据“碑”来“写取”。画《五台山图》不在五台山而在太原,又根据“碑”来“写取”,说明在当时的太原可能有画五台山的“职业画匠”,或有碑刻的五台山诸灵迹化现故事之类,供人摹写。这种情况说明《五台山图》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。

以上这些文献记载,与敦煌莫高窟保存至今的《五台山图》一样,均反映了其图当时的流行情况。从文献所记可知,《五台山图》当时不但风行中原,还西传敦煌、西藏,甚至东传日本。

由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盛行,在唐代寺庙中,画《文殊变》等有关文殊菩萨及五台山的壁画很普及,如唐代画家杨元真就为成都四天王寺画五台山文殊菩萨变相一堵。[27]而中晚唐以后直至宋初,“拟摹”五台山“文殊塑像”,建立“文殊院”、“文殊堂”等很盛行,例如《宋高僧传》卷27《唐京师光宅寺僧竭传》载:

释僧竭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生在佛家,化行神甸……每嗟靳固之夫,不

自檀那之度,于建中中造曼殊(文殊)堂,拟摹五台之圣相。[28]

与僧竭于唐德宗建中年间(780~783),在长安“拟摹五台之圣相”建“文殊堂”相似,李德裕镇浙西时,所创的甘露寺中也建有文殊堂,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中也有文殊阁,这些“文殊堂”无疑受了五台山的直接影响。

《五灯会元》卷4载:

广州文殊院圆明禅师,福州陈氏子……尝游五台山,睹文殊化现,乃随方建院,以“文殊”为额。[29]

《景德传灯录》卷11亦谓:

广州文殊院圆明禅师,福州人,姓陈氏……又尝游五台山睹文殊化现,

乃随方建院以文殊为额……淳化元年(990)示灭。[30]

据宋代梁克家修《淳熙三山志》所载,仅闽县就建有三座文殊院,分别在海畔里、仁惠里、方岳里,其中方岳里文殊院建于景祐二年(1035)。而侯官县“乌石山三十三奇”有“五台山:王氏始创文殊台并东中南北四台,仿佛真定府。” 据此可知,由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广泛流行,直到北宋景祐年间,还有人仿五台山文殊“圣像”,建立“文殊院”之类,闽县一地就建有三座文殊院,足见其信仰之盛。[31]五代时割据福建的王氏政权在其境内仿照山西建起了五台山,以满足当地民众顶礼五台山的需要。而西夏、辽朝、回鹘、新罗、日本亦有五台山[32],可见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于当时整个东亚佛教文化区域。

(本文来源:人文与社会  编辑:了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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